强化干部作风建设，这里通报公职人员着装问题******

　　中新网北京2月2日电(记者 阚枫)新春开启，多地将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新春开工的首要之事进行部署，有地区还通报了公职人员开会着装问题。

　　开工首日的会议，多人被通报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纪委监委发布一则关于违反会风会纪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1月28日，新春首个工作日，城关区委召开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进会暨“作风建设年”动员会，这次会上，城关区纪委与城关区委效能办对会场会风会纪进行了全程监督。

　　按照纪委监委发布的通报，这次会上多人因为迟到被点名通报，多人迟到长达50多分钟。通报中还点出“会议着装方面，普遍存在着装不统一、里穿正装不脱外套的现象”，通报称，如再次出现相关问题，将点名道姓通报，从严处理。

　　通报称，着装问题看似是小事，实质是干部精神风貌的展示，是纪律意识不强、规矩意识淡薄的一种表现，是自我要求不严、工作作风不实的一种体现。

　　多地曾通报公职人员着装问题

　　干部因着装问题被通报，上述案例并非首次。

　　2017年1月，河北深州市纪委对违反会纪的32名干部进行点名通报，其中包括14名“一把手”被约谈，起因是在深州市委五届七次全会上，督查中发现22名公职人员未按规定着装，10名公职人员着装不规范。

　　当时，深州市纪委负责人表示，“只有管住小节，才能守住底线，如果连穿着正装这样的‘小节’都不能做到，连会议的纪律都不能遵守，那么全面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

　　不仅开会着装的问题被通报，机关工作人员的日常着装问题也曾被通报。

　　2017年5月，辽宁盘山县政府办公室曾发布一则有关单位机关工作人员着装检查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部分单位工作人员仍然存在穿运动服、无领衫、露肩衫、运动裤、牛仔裤、运动鞋、凉鞋、拖鞋等情况，着装与仪表不符合端庄、稳重、大方、干练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象礼仪的要求。

　　公职人员着装有啥要求？

　　近年来，多地曾专门就机关工作人员着装问题进行过规范，一些地区还专门出台具体标准。

　　2022年1月，江西抚州市直机关工委发布《关于规范市直机关干部着装和严格上下班工作纪律的通知》，通知除了明确机关干部出席正式、隆重、严肃场合应着正装，还提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入办公场所，不得着奇装异服、居家服等服饰。着装不得过于炫耀，要保持服饰整洁。

　　通知称，女同志不得穿低胸装、露背装、露肩装、露脐装，不得穿超短裙、透视装、吊带装、紧身装、艳色装；男同志不得穿背心、短裤。此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入办公场所，不得佩戴离奇饰品，不得穿拖鞋，不得穿超高、带声响的高跟鞋，不得纹身。

　　2017年7月，媒体报道陕西咸阳市彬县对机关工作人员上班期间的仪容仪表进行详细规范，诸如，男同志不留长发，不蓄胡须，不佩戴饰品；女同志发型、发色适宜，化妆要淡、雅、素，不涂彩色指甲，不使用浓烈香水。不穿过于单薄、透视、紧身的服装。报道称，县纪委将不定期进行暗访督查，发现问题立即全县通报，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016年，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省直机关工作纪律要求》，针对省直机关工作人员提出十条工作纪律，其中包括“不准穿背心、短裤、拖鞋和奇装异服上班”等。

　　如何避免矫枉过正？

　　近年来，部分地区有关干部着装的标准或通报发出之后，舆论中，不少网友认为对机关干部工作期间仪容仪表规范，确有必要，但是也有声音担心将着装问题“上纲上线”，过度问责。

　　对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公职人员在工作期间的着装问题应分类讨论，对于公检法、市场监管等有统一着装要求的行政执法部门来说，执法人员在工作期间应按相关要求着制式服装，对于其他公职人员来说，工作期间特别是在严肃场合应注意着装得体。

　　同时，竹立家称，对公职人员的着装事项，可以引导规范，但也应注意人性化管理，杜绝纪律扩大化，防止滋生新的形式主义。(完)

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并就强化审判职能，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防病治病、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司法解纷选择不足，案件类型集中、保护覆盖不全，审理周期较长、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意见》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实现“能判、愿判、敢判”，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外，多了一道“专利保护”的选择，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有序竞争的秩序，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是属于个人的，需要精准识别。可以说，区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和“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

　　其次，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对司法部门而言，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应当完善配套制度。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对中医药而言，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建立商标、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

　　最后，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进行专利布局，实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逐步产业化，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

　　（作者：邓 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